去世前跟留下遗言：不要葬礼骨灰撒在战斗过的地

  1990年6月27日，总医院南楼六病室内弥漫着静谧、严肃、紧张的气氛，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轻进轻出，不敢发出一点动静，生怕打扰到躺在病床上的元帅。

  自3月份开春以来，天气逐渐变暖，一向心脏很好的徐帅开始频发心绞痛，有时一天发作好几次，专家也进行了多次会诊，认为是不稳定性心绞痛，有一定的危险性。

  到6月5日，徐帅患了感冒，开始发烧，连续好几天难以入睡，脸上已经显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但是他从来也不，默默地与病魔做斗争。

  专家们在经过会诊后，怀疑是旧的结核病复发，建议徐帅赶紧再次入院治疗，临行前，徐帅对家人说：“唉，这次走就回不来了……”

  在住院之后，徐帅的病非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病情危重，医院连连下病危单，6月29日，同志闻讯后，心急火燎地赶赴医院探望，对于这位老战友，十分挂念，要明白他们的战友情可以追溯到60年前。

  在1929年6月，受中央的委派，从上海来到鄂豫边区，担任红11军31师师长。同年春天，率黄安县九龙冲乡游击队编入31师第五大队。

  他们共同点燃了大别山武装大别山武装斗争的烽火，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鄂豫皖后指挥红31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正是在这三次会战中，认识了。

  在这些战役中，对的每次战役、战斗部署都悉心研究，结合实践，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还经常当面向请教，正是在的带领下，学习了很多战略战术，所以后来经常说：“在军事上，是我最好的老师。”“他教会我打仗。”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在军队工作，而则在政府机关工作，工作上没有交叉，但是生活上却经常往来。

  1954年5月，从湖北调任中央工作，刚到北京第二天，就直接来到家里，得知来了，非常高兴。

  原来是来这里“取经”来了，当时中央决定调他到财政部工作，他自己从来没干过财政，心里没有底，怕自己干不好。

  得知的想法后，当即打气说：“我了解你，你很聪明，有钻劲，就是做财政部长，尽管原来没做过，也难不倒你。这与打仗是一样的道理，你也不是生下来就会打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嘛！”

  也始终把当作自己的老师和领导，每逢党和国家遇到重大问题，经常是受中央委托去征求的意见。

  1983年，受的委托，撰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章写完后，本来要亲自去征求的意见，但是因为工作繁忙，身体吃不消，根本起不了床，只得让秘书前去征求意见。

  得知病倒了，当即说道：“我和先念几十年了，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也没关系。”

  这次见面，让十分感动，他坚持起床迎接徐帅，见到徐帅后，病情顿时好了一半，还开玩笑地说：“你看，你拄了拐棍，我也拄了拐棍。”两位老人相视一笑，又畅谈了很多曾经战斗过的事情。

  这一次是重病，闻讯后怎么能不着急？于是赶往医院，到了医院后，得知病危，并不想打扰，因此就待在病房外面。

  还是从护士的口中得知已经在病房外等了很久，他知道身体也不是很好，立刻让进屋。

  这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感触颇多，还没有说话，整个病房里只有急促的喘息声，此时再想一起像以往一样畅谈革命时期的事情已经不可能了。

  用有限的精力，郑重地向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听完后，心情非常难受，在场的子女和医护人员也都为之动情，他们都知道对交待的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不能更改的，这是一个只讲奉献，从不索求的员的博大胸怀。

  在6月30日，体温急剧上升，高达39.8度，这可吓坏了医护人员，因为平时肺功能不好，平时格外的注意防范肺部感染，稍有感染就用药控制，所以从来就没发过高烧，像39.8度这样的体温状况从来就没出现过，而且用药又不起作用。

  在关键时刻，医生拿来了“冰毯”，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体温开始下降，并连续三天没有回升，为治疗争取了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甚至在晚饭后也可以听听音乐，听听新闻，和身边的人聊聊天。

  那一段日子，主治医生都认为徐帅可以在9月份出院了，家里也打扫好了房间，准备迎接徐帅出院。

  然而在8月5日这一天，把儿女召集起来，然后郑重地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徐帅说得十分认真、严肃，孩子们静静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女儿徐鲁溪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牢牢记住了老帅的最后的嘱托，没想到，这成了徐帅和孩子们最后的告别，从这以后，徐帅的病情迅速恶化，再也无法说话了。

  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徐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自己的三条遗言，分别向和自己的家人表达反复表达：“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早在1944年9月8日，在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追悼会时，在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提出：“今后在我们的队伍里不管谁牺牲或去世，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也就是说只要对革命作出贡献的，党和政府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后来逐渐形成了三段式的治丧程式，遗体告别、追悼会、公祭大会。

  一般的程序是在死者去世后，先进行遗体告别，亲朋好友绕棺木瞻仰亡者遗体，与亡者见最后一面，然后抬上灵车到火化场进行火化。

  最后是公祭大会，前来吊唁的人汇聚一堂，由一位有威望的人主持祭奠，然后有人致悼词，追述亡者的生平。

  这是党组织对革命有贡献人士寄托哀思的方法，但是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增加了很多同志的工作内容。

  像这样开国元帅级别的人物，在去世后如果举行葬礼的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是要到场的，社会各界群众也肯定要来悼念，但是却不希望麻烦大家，所以才跟提出的遗言中，前两点说到：一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

  在他生病住院的80多天里，他的医务人员和秘书、警卫人员精心照料他，守护他，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工作人员职责所在，但是徐帅却常常觉得过意不去。

  徐帅说医院里的病菌多，要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洗手、消毒。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为了不给医院增加麻烦，几次提出不要再抢救了，但是医护人员哪里能够同意。

  在去世的前两天，他的全身已经找不出完好的血管，全身浮肿，但是他却没有一点怨言，积极努力配合治疗，不给医护人员添麻烦，负责徐帅病情的专家们无不为之感动。

  那么，徐帅为何反复强调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这里呢？因为这是徐帅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里有他长眠在这里的战友。

  大别山位于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伴随着军事生涯的开端。

  1929年6月，受委派，来到鄂东北地区，担任红31师副师长，当时红军的处境很艰难，该师师长已牺牲，整个31师编制为四个团，实际上兵力不足一个营，仅有黄麻起义后留下的300多名农民战士。

  早在广州起义时就锻炼出非凡的勇气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带着队伍冲锋在前，很快在军中树立起了威信，此后哪里战斗激烈，他就拿着驳壳枪出现在哪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在的率领下，通过游击战术，不断取得胜利，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红军扩编为红四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下辖红4军、红25军计6个师共3万余人及地方赤卫军越2万人，当时年仅30岁的担任总指挥，他也成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共两军中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

  在此之前，与战友们已经接连挫败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军不甘心失败，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运用“围点打援”“分割包抄”等经典战术，先后在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和潢光战役歼敌6万人。

  在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的同时，也发展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以上，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正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在不断丰富自己带兵经验的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建军思想和游击战争的理念。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部署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敌众我寡，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被迫脱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心系老区人民，当他得知革命老区一些人民生活困难时，他感觉愧对老区人民，在闹革命的时候，他就跟老百姓承诺过，只要革命胜利了，老百姓就会过上了好日子。

  在1982年，当他看到一份关于大别山等老革命根据地的报告，当即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

  不久，国务院成立了支援老、边、穷地区的办公室，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的脱贫工作。

  大巴山地处四川与陕西两省的交界处，掌控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是一个极具军事价值的地方。

  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随红4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重兵围剿的险恶环境下，克服万难，转战2500公里后，到达川北，终于建立了以大巴山为依托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然而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并不是特别容易，在红军入川之前，由于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有畏惧和回避心理，为了打消群众的误解，率领红军坚决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逐渐获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用户。

  1933年2月，在通江县召开川陕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

  广大群众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在扩充红军、运送物资、搜集情报等方面为川陕苏区做出重要贡献。

  为保卫新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采取因地制宜，诱敌深入，收缩阵地的策略，粉碎了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发起的“三路围攻”。

  很快，又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都取得胜利，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大巴山地区不足一年的时间里，部队由4个师发展为5个军共计8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4.2万多平方公里，覆盖约500万人口，来了方面军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眼见在大巴山“东山再起”，蒋介石在1933年7月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经过三个月的筹备，10月14日，刘湘纠集四川大小军阀，凑了20多万人，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的打法，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

  在敌人采取新战法的同时，处于弱势的率兵由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按照积极防御、重点突破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寻找有力战机，进行，最终毙伤俘敌8万余人，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顶级规模、维持的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新记录。

  然而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有12万巴中儿女参加红军，4万多人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怎么能不想念这些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

  遗言中的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北部，自古就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和战略要地。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第9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总指挥为，政委为陈昌浩，副总指挥为王树声。

  不久，这支部队改称为西路军，按照中央及军委的战略部署，打算挺进河西走廊，创建河西根据地，并伺机打通新疆与苏联取得联系。

  不同于以往依托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的情况下，西路军是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开辟出一条与苏联联系的交通要道。

  在河西走廊，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都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依然艰难的行军。

  在此后4个多月的时间里，等人率领西路军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展开殊死拼搏，先后歼敌2.5万余人，不可谓不悲壮。

  1937年3月7日，西北马家军集中5个旅以上的兵力，采取集团冲击方式，向西路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西路军指战员与敌人激战一天，双方皆伤亡惨重，两天后，西路军因折损过半，被迫向南边祁连山区转移，在进入祁连山的梨园口，红30军与马家军遭遇，双方再次进行激烈交锋，为掩护红30军展开，命令红9军对马家军展开阻击，又激战一天，双方伤亡依然惨重。

  连续作战以来，西路军伤亡惨重，堪称是前所未有的败仗，在部队到达石窝山时，政委陈昌浩主持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议宣布了两个决定，第一个是与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第二个是，由负责西路军的军事指挥。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手足无措，他说道：“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但是陈昌浩告诉他，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他服从组织的命令，只好服从命令。

  正是受命于危难时刻，率领420余人抵达新疆，后来对高度评价说：“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兵败祁连山是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也是他一生中的惨痛回忆，但西路军精神是不能抹煞的。

  1983年2月25 日，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再次讲述了西路军作战的过程，让人们了解到这段历史。

  纵贯山西、河北、河南的太行山脉，地势险峻，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出生于山西的来说，太行山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地，还是他的故乡。

  在卢沟桥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

  为了让国共两党更好地协同作战，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赴山西开展同阎锡山的谈判。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和赶赴位于忻州市代县的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宜。

  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他被迫回乡，在家住10天后就离开家乡前往鄂豫皖苏区了。

  此时他已离乡十多年，他何尝不想回家看看，但是摆在面前重大的任务等待他去干，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脱离队伍呢？

  阎锡山看到周恩来、一行后，调侃地说到：“绝对不能带来刨我的墙脚啊！”

  经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对于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给予了肯定，但对于阎锡山只注重“阵地防御战”，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且部分上层人士患有“恐日症”等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

  在与阎锡山的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都劝回老家看看，还让供给部拿了60块大洋给的老母亲买点东西带回去，就这样，回了一次老家，与家人小聚3天，又重返抗日战线。

  因为形势实在太过于恶劣，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全线溃败，太原沦陷，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了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129师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晋东南根据地，另一方面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武装力量。

  在、和的领导下，129师利用太行山脉的有利地势牵制和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

  最终形成了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为全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反会剿”斗争，到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征战河西走廊，最后到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事生涯足迹都印在了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这几处地方了，因此也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1990年9月21日，与世长辞， 按照的遗嘱，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只有一个简单的“送别会”。

  在去世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陪同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执行的遗嘱，撒放骨灰。

  亲属们看着脚下的巍巍高山，才知道徐帅当年战斗过的足迹是有多么艰难，工作人员将徐帅的骨灰伴着朵朵鲜花，洒向空中。

  战斗了半辈子的地方，飞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最后亲属们把的骨灰盒和遗像放在他家乡五台县烈士陵园中，了却了他参加革命后只回过三次家乡的遗憾。

  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将帅专题展里，有这样一副对联：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山山俯首迎忠骨；长江水、嘉陵水、黄河水、滤沱水，水水扬波拜英灵。